傅斯年，字孟真（1896年3月26日-1950年12月20日）
孟真在世时，从不注意，甚至记得他自己的生日。而他去世后，每年三月廿六，他的生日，台湾大学傅园中杜鹃花盛开的时节，他的老朋友们，学生们，以及仰慕他的人们，来到墓园，呈献花圈在他的墓碑前，以至诚的情意，表达他们对孟真的怀念和崇敬。年复一年，我目睹此情，深为感动，含着满眶热泪，独自返家，仰望挂在壁上他栩栩如生的画像，无限的感触，涌上我的心头。
今年，有几位记者先生们，因为纪念孟真的八十一岁冥诞，向我索文，叙述孟真与我婚姻生活中最值得回忆的片段。我虽感到惶恐，而义不容辞，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提笔试写纪念他的文字，但我拙于写作，深怕不能表达我对孟真永久的怀念，无尽的追思。
民国二十三年，孟真与我在北平结婚。回忆十六年余的婚姻生活，恍如一梦，欢聚少，别离多，有说不尽的辛酸。他只活到五十四岁，于三十九年冬，舍我而去，到今天己将二十七年了。
吟悲哀的悼亡诗，写感人的纪念文，均非我所长；我更不愿向人泣诉我的悲痛。在这段漫长的岁月里，我黯然把对他的思念，深深的藏在我的心底。
廿四年九月，我们唯一的孩子（男孩）出生在北平。孩子出生前，孟真说，假如是男孩，要取名仁轨，傅家下一辈，应以“乐”字为排行；孟真之所以破例为儿子命名，乃仰慕唐代在朝鲜对日本打歼灭战的大将刘仁轨。他内心蕴藏着多么强烈的国家民族意识！
他那时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，同时在北京大学授课。廿五年，史语所南迁，我们也于同年二月偕侄乐成，奉孟真的母亲李太夫人迁居南京。
盂真侍母至孝，对子侄辈，也无不爱护备至。太夫人体胖，因患高血压症，不宜吃肥肉。记得有几次，因我不敢进肥肉而触怒阿姑。太夫人发怒时，孟真辄长跪不起。他窃语我云：“以后你给母亲吃少许肥肉好了，你要知道，对患高血压症的人，控制情绪，比忌饮食更重要。母亲年纪大了，别无嗜好，只爱吃肉，让她吃少许，不比惹她生气好么？我不是责备你，但念及母亲，茹苦含辛，抚育我兄弟二人，我只是想让老人家高兴，尽孝道而已。”
我永远忘不了阿姑曾对我说的一段往事：傅家书香门第，但孟真的父亲，去世太早，只活到三十九岁，那时孟真年九岁，弟弟孟博才七个月，家境极困，雨天屋顶漏水，老人家怀中抱着幼儿，头上撑一把雨伞。可想见他们母子孤苦零丁的境况。太夫人于三十年十月，病逝重庆，孟真适身患重病，恨防护未周，痛伤不已。
廿六年七月，中日战争爆发，南京进入紧急情况。孟真以职责在身，不能，更不愿离开南京，拜托史语所一位陈先生，护送太夫人往安微，暂寄寓陈家，要我携仁轨投奔江西，庐山牯岭，我父母亲的寓所暂避。
南京连遭敌机猛袭，危在旦夕，人心惶惶。我们的婴儿日记内，有孟真于廿八年一月廿日在昆明为仁轨画的一张旅程图，并记着：“小宝第二个生日，是在牯岭外公外婆家过的。爸爸在南京看空袭。生下三年，走了一万多里路了！”可想像那时在敌人残暴行为之下，国人颠沛流离的惨况了。
南京沦陷，孟真于同年冬到达牯岭，我们随我的双亲，乘江船经汉口抵重庆。廿七年七月，孟真决定把史语所迁往云南昆明，我们也到昆明暂时定居。
说到这里，令我想起了一幕轻松的笑剧。孟真天性仁慈，最重情感，唯有狗，得不到他的“慈”和“情”。他对猫有偏爱，但对狗有强烈的憎恶。我们初到昆明时，友人送给仁轨一只很漂亮的大黑狗。一日孟真午睡方酣，那只狗走近床边，用舌轻舐他的手，他被惊醒，便伸手猛打，没有打中，他怒气冲天的拾起拖鞋再打，狗己远去，他却把自己的眼镜从几上打落到地上，镜片碎了。在他盛怒之下，我只得戏言，虐待动物是一罪，要遭监禁的。不料他竟“恼羞成怒”，整整二日，不与我交一言。
这场冷战，延续了三天之后，第四日清晨，他起床，长揖到地，面有愧色的笑向我说：“我无条件的投降了，做了三天哑巴，闷煞我也。”我取笑他说，用配眼镜片的钱，买几个肉包子吃，岂不更好吗？（他爱吃肉包子）
他在德国的同学某君，最爱跟他开玩笑，曾向我“告发”他说：孟真在德国时，不好意思当着房东太太打她的狗，只敢在餐桌下猛踢以泄恨。我问孟真是否确有其事？他笑而不答，是默认了。我很欣赏他不时流露出天真的稚气。
以后几年中，我们曾饲养过一只娇小玲珑的暹罗猫，和一只雄伟壮大的黄猫，他却常把它们抱在怀中，甚至欢迎它们与他共榻而眠。
在昆明几年中，孟真因公务，忙于往返昆明与重庆之间，很少在家。三十年，昆明时局紧急，孟真本人在重庆，又设法把史语所迁往四川南溪县李庄镇。我携仁轨及所中同事数十余人，分乘两部破旧大巴士，经群山万壑，抵达四川，我与仁轨便暂时留在重庆孟真身旁。
孟真屡年来，因为公务奔波劳碌，感时忧国，多年的高血压症暴发，头昏眩，眼底血管破裂，情形严重。不得已，在郊区山中，借屋暂居，藉以养病。那时，他奄奄在床，瀕临危境，悲身忧世，心境极坏，看不见他常挂在嘴角的笑容了。
那是一段穷困悲愁的日子。孟真重病在身，幼儿食不果腹。晴时，天空常有成群的敌机，投下无数的炸弹，廊外偶细雨纷霏，又怕看远树含烟，愁云惨淡，我不敢独自凭栏。
记得有一次，三五好友，不顾路途遥远，上山探疾。孟真嘱我留客便餐，但厨房中除存半缸米外，只有一把空心菜。我急忙下楼，向水利会韩先生借到一百元，沽肴待客（我与韩君，素不相识，只知他曾在北京大学与孟真同学，但不熟）。那是我生平唯一的一次向人借钱。
事隔一月，我已还清债务，漫不经心的将此事当笑话说与孟真听。不料他长叹一声，苦笑着说：“这真所谓‘贫贱夫妻百事哀’了。等我病愈，要拼命写文章，多赚些稿费，决不再让你再靦颜向人借钱了。我好惭愧！”我很后悔失言，不料一句戏言，竟引起他的感慨万千，因为他虽然为国家多难而担忧，但他于个人生活事，从不措意！
孟真病稍愈，我们即迁李庄。那是一个水秀山明，风景宜人的世外桃源，我们结庐山半，俯瞰长江，过了一段悠闲的日子，直到抗战胜利才离开。那时仁轨十岁，已读完子弟小学五年级了。
在李庄几年中盂真在家时更少，常去重庆；心所焦虑，唯在国家之危急存亡。他在国民参政会发表言论，在报纸上写文章，对政府的批评，都是出于一片爱国赤诚，毫无一点私念。他平常好议论，他对个人私事，向不作恶意批评。只要事关国家，他便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他常对我说：“我非‘识时务之俊杰’，更不识何谓‘明哲保身’，我乃大愚也！”
他偶而回李庄小住，在那段难得的清闲的日子里，不是给儿子讲几段三国、水浒，便是看书写作，有时背着双手，环绕室中，摇头晃脑，不断的用满口山东腔调，哼唱诗词，怡然自得。年幼好奇的儿子只在一傍瞠目相视。在一个寂静的深夜，他在烛光下，伏案为儿子写了一张文文山的“正气歌”，那时仁轨才是一个不满八岁的孩子。
抗战胜利时，他在重庆，写给我的一封家书说，他一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，欣喜欲狂，冲出寓所，飞奔上街，手舞足蹈，见人便搂抱，狂呼大叫，直到声嘶力竭。又说：“我可以出国治病了。”
因为在胜利前，蒋委员长关怀孟真的病体，曾促孟真赴美就医，并允负担一切费用。孟真答谓，敌人未灭，国难方殷，他不愿离开祖国。
三十四年秋，抗战胜利，他本可赴美就医，但北京大学校长胡适之先生在美未返，蒋委员长命孟真先去北平接收北大，代理校长。三十五年，我们携仁轨于五月四日飞抵北平。孟真在北大一年中所做的事，最近陈雪屏先生在“传记文学”中有文述及，我不必多说了。
适之先生抵北平后，我们一家三口，于三十六年七月乘船抵美，仁轨入新港一所私立小学，免费就读，孟真到波士顿入医院治疾。
在医院，孟真除接受药物治疗外，饮食管制极严，肉类脂肪及盐均不能吃，每日三餐，只吃米饭，蔬菜，水果及少许甜食而已，医师称赞他是最合作的病人，但他却说，为服从医师，他每天饿得发晕，苦不堪言。出院时，医师警告他切勿担任行政工作，尤忌生气，以免影响情绪，使血压回升。
他出院时，体重减轻三十余磅，仅有的几套衣服，都太大了，裤腰大出四寸。我记得他出医院回家的那一天，跨进屋门，用只手紧缩着裤腰说：“我现在简直可称为‘楚腰纤细’，再也不是‘傅大胖’了。”他一向不讲究衣着，出医院后，不曾制新衣，一直到回国，长台大，到他去世，仍穿那几套旧衣服。
病已愈十之八九，他极感兴奋，辞去美国几所大学的聘请，准备回国。我深知他的病未痊愈，劝他多住些时，以事静养。他说，他在国内要做的事太多，岂可偷闲，安居异国？坚持要回国。仁轨差一年小学卒业，将他留在美国，也是我力争，孟真才答应的。
三十七年八月，我们乘船抵达上海。次日，政府宣布禁止私人藏有黄金、美钞等外币，实行金元券币制。我记得很清楚，我们下船时身边仅有美金三十八元。我认为那微不足道的区区小数，不必管它。但盂真说，事无大小，我们都要奉公守法；第二天，便把那三十八元，换成金元券了。所带回的一台旧冰箱，一只打字机，几箱书籍，和孟真所需用的药品，是我们仅有的财产。
返南京后，时局日趋紧急。孟真忧心如焚，旧疾复发，血压猛升。那时我的母亲，患严重心脏病住医院。大姐大絪，以南京危在旦夕，决奉母先飞广州，转香港就医，她要我同行，与她共同随机照顾病母。
我虑及孟真旧病复发，加以他感时忧国，情绪极劣；母亲重病在身，长途飞行，极堪忧虑，左右为难，不知何所适从。商之于孟真。他毫不迟疑的说：“你母亲病情严重，此行如有不测，你未能尽孝，将遗恨终生。你非去不可！不要顾虑我。”
我略整行装，准备隔日启程，当夜孟博赶来痛哭流涕，责备我不该离开孟真。他说：“你难道不知道哥哥随身带着一大瓶安眠药，一旦匪军攻入他便服毒自尽么？那时，你将何以自处？”骨肉情深，感人肺腑。我们相对涕泣，我便放弃了广州之行。
正在那几天里，蒋总统命孟真前往台湾，接长台湾大学。孟真本早有决心，以身殉国，但念及设能藉此机会，接出困在北平的学人，同去台湾，群策群力，整顿台湾大学，岂不可遂书生报国之志？便决心就台大校长的职务。
明知那时的台湾，医药不便，但此行既定，他又笑着说：“台湾产米、水果和糖，到那里，我不愁没有东西可吃了。”孰料他竟“归骨”于台湾！
三十八年春，我们到上海时，胡适之先生正准备赴美，因胡太太只身在沪，无人照顾，曾言及送胡太太回安徽绩溪，孟真以为千万不可。我曾听见他对胡先生说：“我们欢迎胡太太跟我们同去台湾，局面如何演变，我不敢预言，但我们会尽力照顾胡太太；吃不饱，大家喝稀饭。”胡太太和我于一月廿三日抵台湾。
孟真偕秘书那廉君先生于廿一日飞抵台湾，当日岛上有轻微地震。孟真后来说：“我真不愧是一个要人，一到台湾，便有地下礼炮向我致敬。”他在台湾大学所做的事多有文述及，我不必重提。在此，我只想写些不为人所知的零星小事。
我们住台大校长宿舍，同住的有胡太大、钱思亮先生夫妇及三位公子、侄儿乐成、那秘书，还有跟随我们十余年，照顾仁轨的龙老太太，十余口人，共度极清苦的生活。
孟真因病忌食，只能吃米饭、无盐的蔬菜、水果及少许甜食。我曾试以色彩悦目的盘碗，在餐桌上瓶中插几枝鲜花，引起他的食欲。但面对如此淡而无味的饮食，谁能有食欲呢？他每日处理校务，劳累不堪，回家饿极进餐，看他以菠萝汁拌饭，聊以充讥而难于下咽的神情，我好难过！
那秘书告诉我说，孟真偶而和他在返家途中，到小食店吃他爱吃的北方面食，看他吃得好香。但必嘱那秘书说：“我是解馋，回家千万不可告诉我的太太。”有好几次，胡太太指着孟真，笑着向我说：“傅先生又偷吃了几块红烧肉！”回忆及此，我深悔不已，早知他在台湾活不到短短两年的岁月，当初我为甚么忍心不让他痛痛快快的吃他所爱吃的东西，使他至少在食欲上得到满足呢？
孟真到校不久，共党煽动学生蠢动，情形严重，孟真数次于半夜酣睡中，被电话叫醒，匆匆披衣，偕那秘书出门，应付紧急局面。
事隔多年，当时任警备总司令的彭孟缉先生，曾屡次提及此事，他说，孟真当时曾向他提出三个条件：第一、速办速决，第二、军警不得开枪，避免流血事件，第三、被捕的台大学生，先送法院，受冤者，尽快释放。
孟真去世后不数日，即有当时被他保释出来的学生，伴着父母，到我家来，跪拜在他的遗像前，焚香涕泣。
孟真向不讲究穿著，裤上被烟灰烧成破洞，补了再穿，上衣胸前有墨水污渍，染成深色再穿。彭孟缉先生常爱说一个笑话：他曾有一次要检举“台大校长”服装不整，因为他来接孟真去赴一个正式宴会时，发现孟真穿的鞋，一只黄、一只黑。
数月前，我接到扬国成先生病故的讣闻，因忆及孟真为校长时，杨任司机，为人忠诚老实。孟真于百忙之中，返家晚餐后，常邀他来我们家，在小客室中，两人对坐奕棋。孟真口含烟斗，扬君则猛吸香烟，那是孟真难得的片刻偷闲。杨君还曾数次跟孟真到圆环尝试台湾小吃。杨君对孟真忠心耿耿，盂真去世，他悲痛不已，数日不思饮食，我曾去参加他的丧礼，感谢他对孟真的忠心。
孟真处事至严，公正无私，不讲人情，但以聘请教授而论，学识渊博者，在可能范围内无不迁就，他很高兴能聘到李祁女士，李女士是国内第一位考取中英庚款的留英学生，中英文造诣极深，学校规定单身人不得配给房屋，但孟真破例为李女士配一幢房子。她只身在台，尤畏敌机来袭，不时吵着要离去，孟真总是苦留。
有一天，李女士冲入校长室，孟真见她神色慌张，即起身，询以何事如此紧张？她说，附近农民养的一只红脸番鸭，咬破了她的袜子，鸭嘴触及她的腿上皮肤，她怕染“狂鸭症”，孟真大笑说，只闻有狂犬症，未闻有“狂鸭症”也。李女士也笑了，但她坚持要孟真买下那只鸭，送医院检验。孟真只得一切照办。鸭没有疯，李女士也安心了。
李女士偶而来我们家闲聊，谈笑风生，诙谐有趣，曾把买鸭事当笑话说给我听，还称赞孟真的脾气好。我说：“你是才女，对你，孟真岂有不特别优待之理？”孟真接着跟她开玩笑说：“任何条件，我都答应，但只希望你以后多穿几双厚袜保护你的腿，因为我没有钱再买鸭子了。”
那时韩战尚未爆发，美国第七舰队尚未驶临台湾海面，时局动荡不安，人心惶惶。有钱的人，纷纷携款逃往海外。于是，少数不肖之徒，便在学生中散布谣言说，校长夫妇已办妥出国手续，护照握在手中，到紧急关头，他们远走高飞，顾不得你们的生死存亡了。
孟真闻知，立即出布告，要学生安心读书，并保证他决不离开台湾，誓与学校共存亡。他来台湾后所写的一张“归骨于田横之岛”，乃表明他与台湾共存亡之决心。不幸“归骨台湾”，竟成谶语！
孟真的睥气并不温和，尤以长台大时，正是学校多事之秋，他夙夜勤劳，力求改进，加以他一向嫉恶如仇，遇部属有不轨行为，他会暴跳如雷，大发脾气；但这并不能掩盖他宽厚仁慈的本性。
他常说，学生是他的儿女。曾指定几间阳光充足，空气流通的宿舍，供患有轻微肺病的学生住，另加伙食费，使他们能吃到富于营养的食物；又为女生兴建最好的宿舍。他常在中午返家时，偕我到各宿舍探视，并查看学生的伙食；他一进餐厅，男生必高呼欢迎校长，女生则拥到他身傍。他去世后，学生们痛哭哀悼，是青年们发乎自然的真情。
孟真最爱才，想要发掘高才生，加以鼓励，举行全校作文比赛，颁发奖金。他亲自出题阅卷，看到好文章，便约作者面谈。
一日，他回家，非常兴奋的告诉我，他看到一篇好文章，约作者面谈，极为激赏他的文才；但该生家境贫寒，又患深度近视。问他何以不戴眼镜，该生默然不答。
孟真去世后不多日，卫生署刘瑞恒先生来我家，交来眼镜一副，说是孟真托他在香港为某生配的。我接过眼镜，泪湿衣襟。刘先生临行时，我才记起问他需款若干，他连连摇着双手说：“不用了，孟真早已付给我了。”眼镜到手了，但那个等着戴眼镜的贫苦学生，却再也看不见爱护他的校长了！
孟真与陈辞修先生闲谈中；不是涉及对政府的建议，便是谈到百事待整的台湾大学，他曾屡次向辞修先生说；“我为台大，已心力俱瘁，连我这条命也要赔进去了。”当时是一句戏言，竟不幸而言中，他去世后，辞修先生为他主持丧礼，为仁轨筹教育经费，仁轨才得以在美完成学业。
我与他十六年多的婚姻生活，别离多，相聚少，愁苦辛酸的日子多，欢乐安宁的日子少。抗战前，尤以初婚时，在北平过了一段希有的舒适时日；那时他还买得起几部善本书，得之如获至宝。但在抗战期中，因朋友之疾病贫因，急需援助，可怜他竟忍痛割爱，把几部书陆续变卖了。他助人从不对我提及，他去世后，我才从朋友处听到。
三十九年十二月十九日，他去世的前夕，是一个寒冷的冬夜，我为他在小书室中升炭盆取暖。他穿着一件厚棉袍伏案写作。我坐在他对面，缝补他的破袜，因为他次日要参加两个会议，我催他早些休息，他搁笔抬头对我说，他正在为董作宾先生刊行的大陆杂志赶写文章，想急于拿到稿费，做一条棉裤。他又说：“你不对我哭穷，我也深知你的困苦，稿费到手后，你快去买几尺粗布，一捆棉花，为我缝一条棉裤，我的腿怕冷，西装裤太薄，不足以御寒。”我一阵心酸，欲哭无泪。
他起身指着壁上的书架说，这些书，还有存于史语所的一房间的书，他死后要留给儿子，他要请董先生为他制一颗图章，上刻“孟真遗子之书”他长叹一声，接着说：“你嫁给我这个穷书生，十余年来，没有过几天舒服日子，而我死后，竟无半文钱留给你们母子，我对不起你们！”我一向不迷信，难道这几句话，就是他的遗言？
夜深了，窗外吹起一阵寒风，室内盆中的炭，已化成灰，我猛然感到一阵透骨的寒冷。
孟真去世后不数日，董先生含泪把稿费送来。我用双手捧着钱，悲痛欲绝，泣不成声。稿费到手了，而孟真呢？他早已不需要为他双腿御寒的棉裤了。
十二月二十日，他忙着参加两个会议。下午五时，我接到陈雪屏先生的电话，赶到参议会大厅时，孟真已昏迷不醒，听不见我在他耳边呼唤他的声音了。我俯伏在他身傍，紧握着他微温的手，环顾四周静立的人群，一时顿有举目无亲之感，而竟不曾流下一滴泪水。到今天，我仍惊讶我当时的勇气和镇定！（孟真突然病逝，那时四冠大维，在美就医，八弟大纲，任职香港，六兄大绂，任北京大学农学院院长，六、七姐大缜、大絪，分任北京大学及燕京大学英文教授，陷身故都，不得脱身。）仁轨十五岁丧父，得恶耗旨，他来信说：“……父亲已走完他艰苦的旅程，现在该是他静静安息的时候了。妈妈，不要太伤心，不要流泪向人倾诉你心中的悲痛，更不要因为家境贫困，哭泣着向人乞怜。我们母子要以无比的勇气，来承受这个重大的打击，我们不需要人们的怜悯，而是要争取人们对我们的尊敬。……”
岁月如流，人生若梦，徘徊于老树参天的傅园，在暮色苍茫中，静听傅钟的鸣声。感世事茫茫，愁怅曷已！……
1977年3月20日于台北
本文选自“联副三十年文学大系·散文卷”之《人间壮游》，联合报社，1981年10月。版权归原作者所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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